映象新闻

首相安倍晉三更數度在公開場合上表示：「家屬的遭遇難以形容，不能讓他們所受的艱辛持續下去。

他反駁了她說的話（「停。他們對不顧現實、無知的政客感到失望，因為他們不積極保護人民，不願意為深淵建造一個保護區。

憂慮的起因也可能捉摸不定，因為它會讓你感到恐懼，讓你嚇到癱瘓。但浮士德再怎麼努力，還是趕不走憂愁。文：卡羅琳・恩可（Carolin Emcke） 「憂慮的公民」：仇視者如何偽裝自己？ 「誰若被我占有， 世界化為烏有。臨去之前，她向浮士德吹了一口氣，浮士德就失明了。正因為如此，憂慮才得以升級為具有獨特威望的政策類別。

這種憂慮（猶如愛情和希望）也會把目光投向世界上的某種東西，而這種東西在根本上就成了（所謂）憂慮的理由。當然，還有一種合法性的問題：私人的政治或社會疑問及困難應該如何表達？在何處表達？我個人當然也分擔了以下幾項和移民的政治反應有關的憂慮： 今天在偏遠地區急就章地建造大型宿舍，明天就成了令人抱怨的文化社會「貧民區」，這種短視的住宅政策該如何防止？如何制定一種教育政策，不僅為就業市場所需的年輕男學生設立，還必須擴及學生的母親，因為她們應該學會兒孫成長中使用的語言、轄區政府的語言以及周圍世界的語言？如何保護難民，以免他們遭到四處蔓延的種族主義及暴力的危害？在不同的邊緣化族群之間，如何避免苦難與貧窮的階級化？如何形成一種紀念文化，又不至於造成排除其他種族的種族主義歷史？如何敞開心胸講述過去的歷史，又不遺忘它與納粹大屠殺的關聯？以上種種憂慮，連我也說不出它們有多急迫。他說人就像植物：他們最大的不同，僅是讓他們蓬勃發展的需求不同。

個人是良好社會的基礎 彌爾說，在個人發展方面，「異教徒的自我主張」與「基督徒的自我否定」一樣有效。運用原則 根據他的原則，彌爾用很長的章節討論政府政策的問題。人的善，不管是實際或道德上的，都不足以成為藉口，不能理所當然地打著為你好的名義，或者為了讓你更快樂，被強迫或忍受強加於自己身上的行為，甚至只是在別人眼中看來，這麼做更為明智或更正確。彌爾知名的保證自由、避免傷害的標準或原則，都是因這些發展出來的： 文明社會中，唯一能阻撓公民意志行使權力的理由，就是避免傷害他人。

政府或主流團體不能將法律強加於人們身上，理由只是「為了人們好」，反之卻將自由視為不好的事，除非公民行為顯然對他人不利，否則就應該有權為之。一般來說，首先來自一部分的個人。

彌爾知名著作《論自由》一開始，他控訴：「因為缺乏一個公認的普遍原則，自由經常被賦予在應該被扣留之處，又在應該扣留時，被賦予自由。真正的自由 在彌爾寫作的時代，他認為只有相當少數的國家，可以被稱為民主國家，政府的架構不能保證真正的自由，因為當權者將成為與人民不同的另一種階級。彌爾的父親詹姆斯是傑瑞米．邊沁的追隨者，彌爾也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成為效益主義者。彌爾三十歲時，他的父親與邊沁相繼逝世後，開始自由地探索自己的哲學思想。

雖然彌爾本身並不喜歡宗教，但他說：「我不知道有任何團體有權強迫別人變得文明。」 彌爾寫道，一個國家古怪行為的數量，會反映出其中的「天才、精神活力、道德勇氣」，英國維多莉亞時代以價值觀聞名，卻也是出了名的古怪時代。」彌爾尋找能糾正這個錯誤的方式，而這本書也成為亞當．斯密（Adam Smith）《國富論》（Wealth of Nations）的政治對手，《國富論》描述個人自由的合理範圍及政府的權限。彌爾寫作時期剛好摩門教興起（就像是當時的山達基教），因為允許一夫多妻制，有位作者稱之為「退步的文明」，人們都想對它祭出禁令。

人類本性並不寬容，當太多互相競爭的宗教團體，互相不樂見對方成為主流團體時，就會順勢產生寬容的政策或法律。如果人們想要喝酒或賭博（或所有消極行為），那也是自己的選擇，政府只能透過稅金及頒布許可證，扮演避免傷害的角色，而彌爾同意提高酒稅，讓人們少喝一點。

彌爾說：「只關心自己的部分，展現了他權力的獨立性，超越了自己，超越他的身體與心志，這個個體是至高無上的。舉例來說，自由社會中有沒有人能真正捍衛賣淫或賭博的禁令，人們應該可以在良心範圍內自由地買春或賭博，但「人們是否可以自由地為妓女招攬生意，或者開立賭場呢？」彌爾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，但他重申政府的角色並不是為人們的「私利」制定法律，只是避免直接傷害。

彌爾說，歷史上無論什麼時候，社會或國家都會有不需爭辯的原則，避免討論大型議題，「我們不能期望找出歷史中某些非凡時期，普遍心理活動的規模」，一個國家會變得強大，不只是靠著強制秩序或權力，而是大膽放開手，了解藉由開放討論能得到的好處更多，確實，讓優秀的人盡情施展才華，就能有更大幅度的進步。文：湯姆・巴特勒－鮑登（Tom Butler-Bowdon） 《論自由》（On Liberty） 讓自由值得其名的方式，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追尋幸福，前提是不刻意剝奪或阻攔他人獲得幸福。矯正思想及信仰是件蠢事，在蘇格拉底及耶穌受迫害的前例中就能知道，彌爾說，但現在他們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，當人人都看到那些曾被視為「邪惡」的人，如今都成為「偉大」的人，他們必須感知到現在的想法通常也有缺陷。簡單來說，只要有確切的傷害或造成傷害的風險，不管是對個人或大眾，就該被剝奪自由，以道德或法律論之。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的利益是必要的，他人的建議、指令、說服、廢止，都只是社會唯一能合法地表達不喜歡或不贊成個人行為的方法。一八六九年彌爾著作《女權辯護：婦女的屈從地位》（The Subjection of Women）中，可見泰勒對彌爾的重大影響。

一個人能對社會更有價值，與他們性格成熟成正比：「所有明智或傑出的事情，都必須來自個人。彌爾大膽地說，歐洲的成功是它養育且接納個人性格的成果，與中國或日本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一致的觀點不同。

任何開放社會必須賦予自由優先權，而不是標榜為人民利益的政策。此外，即使是民選政府，依然會壓迫社會中某些團體，也就是「多數暴力」，彌爾認為這可能是比一般政治迫害更糟糕的統治方式，這是社會暴力，強迫每個人依照「對」的方式行動，說到這部分，彌爾預言二十世紀的共產國家，不符合新的社會規範，必須被「再教育」，這樣的政權不僅奴役人的身體，更看重奴役人的心靈及靈魂。

總結一句：除非一個人的行為對他人造成直接傷害，那麼他就有絕對自由。三十五歲時彌爾與哲學家哈莉特．泰勒（Harriet Taylor）相識，彌爾認為《論自由》應該是與她的「共同創作」。

」如果社會中沒有其他人被他們直接傷害，就沒有理由以法律箝制它，彌爾以這個方式解決問題： 沒有人僅僅因為喝醉就該被處罰，但士兵或警察若在執行勤務時喝醉，就應該被處罰。同時彌爾也支持政府要求想結婚的人們，提出他們有充足資源養育下一代的證明，避免孩子來到這個世界就因貧苦而過著悲慘的人生。個人的行為不需對社會大眾解釋，因為除了他自己，沒有人關心這些問題。但是，這種傷害必須是蓄意且清楚的，若非如此，人們應該要能毫無牽掛地跟隨他們的信仰、人生計劃、事業、興趣，而非法律。

與性格發展成正比，每個人都會變得更有價值，因此能夠對他人更有價值。彌爾說，少數宗教團體知道他們不可能成為主流，於是努力爭取法律上的宗教自由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踐宗教自由

他說，在這個新世界中：企圖將零碎的工作模式，再次融入於工作涉及或需要的角色或形式，更多類似的教學、學習、及為「人類」服務，一種老式的無私奉獻及忠誠感。我們仍在使用字母，在不同的媒體中表達，讓我們為他人帶來翻倍的影響力，而我們也同樣無止盡地被別人影響。

這本書在一九六○年代似乎非常前衛時髦，其中蘊含了麥克魯漢深沉的文學以及形上學思想，畢竟他是名大學教授。他在《古騰堡星系》裡用較長的篇幅解釋這個觀點，但他的重點著重於字母及印刷發明，創造了更分裂、分離、特殊的人類存在方式，而電子時代及科技重新振興了社會關係，讓群眾再次團結，電話及網路讓我們在世界各地，都擁有數以百計的朋友與聯繫。

而更久遠、傳統的隱私概念，獨立的思想與行動，因即時電子訊息檢視的新方法而受到嚴重威脅。我們活在地球村中，一個同時發生的世界。」透過媒體，每個孩子都遭受成人訊息的猛烈攻擊，「童年」的概念反而變得古怪。他說「電子科技」正在重新塑造社交及個人生活的各個面向，「強迫我們認真地重新思考、重新評估每個思想、每個行為、每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制度」。

所有都發生於企業或一般組織架構之外，是媒體（網路）創造了這種變化。」成長於現代媒體環境的孩子，不只有父母及老師能影響他們，他們能接觸到整個世界：「性格不再只由兩個熱切、笨拙的專家塑造，如今全世界都是智者。

為什麼這本書叫《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》（「媒體即按摩」），而不是麥克魯漢的名言「媒體即訊息」呢？這其實只是編輯過程中排錯字，但麥克魯漢認為這個錯誤非常貼近他的本意（並堅持將錯就錯），他說：「媒體徹底改變了我們。聽起來很像今日不斷增加的自由工作者、「顧問」、經濟「專家」。

自我及社會的改變在《媒體即訊息》一開始，麥克魯漢說，學習媒體的學生經常被攻擊是在「關注於無關緊要的意義或過程」而非實質。另一方面，科技讓學習變得更有趣，讓主控權稍稍回到學生身上，教育不再只是死記硬背的學習、黑板、以及受管束的學校生活。